一
　　在我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文学大家，他们惯于用形象思维去思考问题，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他们留下了大量照耀史册的篇章，至今还在陶冶着人们；也同样出现了许许多多文学批评家，如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王国维等，他们也不完全是用理性思维去思考，更多的是用感悟式的语言去启迪人们对作品的理解，是在用一种形象的言说方式去诠释另一种形象的言说方式。但进入现、当代后，这一形式开始逐渐发生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批评家和学人们开始逐渐抛弃用形象思维去思考文学问题的方式，转用严谨、科学的理性思维去把握去演绎。这当然无可非议，规律性的东西用理性的语言去表达会更准确恰当，何况当时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中，还有不少是创作大家，如闻一多、郭沫若、鲁迅、钱钟书等。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当下，这一言说方式又在逐渐发生变化。
　　我所在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是一所本科院校，由原来的师专升格而来，学院设置了中国语言文学系。这在全国地方性高校中具普遍性。既然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与文学搭上关系自是题中应有之事。于是开设了不少文学史、文学研究、文学鉴赏课程，当然也开了基础的基础课——《写作学》。从课程的设置看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但问题是所开设的这些课程大多侧重于对规律性问题的探讨：文学史是探讨文学的发展规律，文学鉴赏是探讨文学鉴赏的理论与方法，写作学是探讨写作的规律。为了把课程上得更有深度，教师也加强了理论研究，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研究著作。教师的这些努力应该说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学生在毕业前夕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凑写出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来。当然，毕业论文自然也是与研究相关。这一现象不只湖南科技学院是如此，几乎全国所有高等院校的文学院系都差不多。
　　这种建构了所谓体系的理论研究课程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应分情况看，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研究就没有创新，几乎所有重大发明和发现都是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但在人文学科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情况却不一定这样。文学研究自然重要，但是学者要明白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没有文学，文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曹雪芹，就没有《红楼梦》的研究；可没有《红楼梦》的研究，《红楼梦》却依然存在，依然能够陶冶广大读者。有人说，学者的研究多少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吧？也许扩大了其影响，但扩大的程度却有限。《红楼梦》在其最初发行时，并没有多少学者研究它，但照样洛阳纸贵。有人也许会说，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吧，那姜戎的《狼图腾》呢？可见一部作品是否能流传，主要取决于作品艺术水品的高低。艺术水品高的作品，没有研究也照样能流传开来；艺术水品不高的作品，即使有再多的研究，终究是昙花一现。学者的研究对作者或作品本身的影响极其有限，其最大的作用不过是加强了极少数人对作品的理解深度而已。故文学作品相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文学作品自身永远是第一要义。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当今高等学校的中文教育多少偏离了它自身应有的轨道。常常听到一些专家说，大学文学院系并不负责培养作家，作家是作家自己天赋自然生成的结果。其实这话多少有些偏离文学院系育人目的。只要回望一下中国传统教育，读书的目的一是学做人（完美人格养成），二是学作文（诗赋文章）。所以传统士子们吟诗作对作文乃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其中诗文尤佳者，自然成为流传千古的文人。自隋唐至明清，选出了十万进士，百万举人，其实都是文章能手、高手，都是典型的应用型人才。即便是当下，我们只要看一下县委大院、政府大院的笔杆子，刨根究底一番，就会发觉，这些笔杆子无一例外是文学创作爱好者，有的其实就是作家，或曾经是作家！
　　现在高校都强调人才培养，但什么是人才应该区分而论。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人才之才应该是创新之才、发明发现之才；对于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而言，人才之才应该是才气之才、才情之才。故中国语言文学系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具有才气才情的学生，而文学创作最能体现学生的才气才情（深刻地隐藏着创新思维）。因为，具有创作才能的学生，往往是具有创新才能的学生，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活动。现在反观一下文学院系的教育，有多少学校的中文专业会注重培养学生的才情才气呢？如果真注重了，那么毕业论文就不应该是千篇一律地写一篇研究文学的论文，也可以是也应该是一篇篇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美感的文学作品。艺术类专业可以用毕业设计代替毕业论文，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为什么不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毕业论文呢？如果我们的文学教育还不注重这一点，若干年后，学者的研究对象可能就只是那些小学生、中学生创作的作品了。那时，不仅是创作界的悲哀，同样也是学术界的悲哀。
　　二
　　其实这一认识，国内早有觉醒者，近年大学出现的“写作工作坊”，从国外引进的“创意写作”概念和创意写作实践，无不是对过去文学教育的一种有益的反动和创新的尝试。正是本着这一理念，近年来，我院也开始尝试开设《创意写作》课，有意识地开始文学等创意写作训练，在全校的公选课中，我院古代文学博士肖献军副教授还开设了《小说创作》课。据说选课的同学还不少！
　　肖博士从事的是古代文学研究，但他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特点，研究之余还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先后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的一部研究著作放在学校图书馆，多年来几乎无人问津；但我创作的小说，借阅量却较大，有几本甚至翻破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开始把一些创作经验和创作体会记录下来，形成文字，并开设了全校性选修课《小说创作》。今年又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中开设了《文学写作》。在开设这两门课程时，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创作经验理论化，编写了《当代小说艺术创作论稿》，并力图把创作经验传授给学生。一方面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作才能，培养他们创作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能力。为此，他和他的学生组建了“长篇小说创作中心”，跟随他一起学习小说创作的目前达到七人，他要求学生每天写500字，他自己每天审阅学生这500字（7人每天要审阅3500余字），每周还要讲评指导，而这一切，都是没有计入教学工作量的，可见他教学的执著与责任心之强。其中向邦洋、朱梦婷、黄茹燕、钟玺等四位同学的作品及他自己的《当代小说艺术创作论稿》，将在“当代潇湘新锐作家方阵”丛书中一同出版。这应该是肖博士在这方面教学革新的可喜成果。目前肖博士还带了几位同学创作五帝系列长篇历史传说小说。其投入的工作量更大，除了审稿、讲评、指导，他今年上半年每半月还要为学生开设五帝方面的历史传说讲座一次，以便让学生准确把握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精髓。
　　众所周知，在所有的文学创作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最具难度——结构庞大、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没有相当大的才力及毅力是无法进行创作的。之所以选择长篇小说这一体裁进行创作，肖博士说，这是为学生将来的创作做考虑。长篇小说都能创作，还有什么体裁的文学不能创作呢？而且，创作长篇小说是极需耐力的，他说：“我相信学生在此次写作中，收获的不仅仅只是一部小说，他们还收获了今后踏上社会必备的优良品质——忍耐力、坚持力和自信力。”
　　创作过程是艰苦的，修改过程也一样艰难。在小说创作时，肖博士边提意见，学生们边修改。小说创作完成后，学生又多次进行了修改。出版社允许万分之二的错误率，但肖博士给学生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把错误率控制在万分之一内，且不能有错别字，最多允许极个别标点符号之类的小错误。学生每次把修改好的作品送到肖博士面前时，又被他无情地退了回去。有几个学生对肖老师说，他们修改小说已经到了快要呕吐的程度了。但即使如此，肖博士也仍然按原则让他们把小说修改完。如此，我们相信学生又获得了另一优良品质——科学、严谨的求实精神。
　　当学生拥有了忍耐力、坚持力和自信力，又具有了科学、严谨的求实精神，他们可能因此而受益终生。这种影响又并非出版一两部小说所能比的。这或许也是我们开始从事进行这种教学改革时所始料未及的。
　　三
　　目前，经过精心的修改之后，小说即将出版。公正地说，因为缺乏真正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积累，学生创作的小说还存在不少缺陷，有的缺陷甚至无法修改。这些作品，有的情节发展单一，有的玄幻色彩过于浓厚，有的缺乏深厚的历史背景，有的语言上过于冗沓，整体上缺乏思想的厚度和深度。当然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在创作之初，肖老师因担心学生如果缺乏兴趣，将难以按时完成写作任务，所以在小说题材选择上，基本上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的，无疑的是打上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烙印。这虽然减轻了学生写作的难度，但小说的深度却往往和题材紧密相关，学生大多以魔幻、武侠、修真为题材，在立意上就自然使得与名家、大家的文学作品相较低了一个档次。另外，学生受网络小说影响较大，注重情节冲突，忽略了对时代背景、地域背景和民族背景的描写，故小说虽然可读性较强，但依然没有摆脱网络小说的创作模式。这一缺陷，在下一阶段的学生创作中想必一定能克服掉。
　　最后要记下一笔的是：课程的改革得到了学校领导及相关处室的大力支持，出版作品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经过多方筹措，基本都解决了。学校党委书记陈弘教授对改革不仅一直鼓励有加，还从他主持的基地项目中挤出经费给小说出版慷慨解囊。校长曾宝成教授、副校长李常健教授、工会主席陈仲庚教授不仅对改革加以赞许，还都批示给予经费支持。学校实验实训中心主任魏大宽教授、教务处长石循忠教授等都为小说的出版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自身也从有限的汉语言文学综合专业改革建设经费和校友会资助文学专项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支持创作与出版。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学校的关爱，领导的激励与同事的关心，当然还有改革者自身的努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应该铭记且永久感恩的。

　　201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