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湘西扶贫一年归来，尚来不及将旅途的风尘拂去，妹妹即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我送给她的几本精美邮册，以及别人送给她的一些名家字画、古钱币，通通被不知来自何方的“神圣”攫劫走了。

尽管被偷走的东西并非价值连城，包括我送给她的几本邮册，但我内心还是因这种失落而有些隐隐作痛。

　　好在邮票可以被人偷走，但关于邮票的记忆，却不像被偷走的邮票一样——偷走了即丢失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尚处于懵懵懂懂、混沌未开的年龄。对于邮票仅有几分好奇，几分陌生。好奇，主要在于邮票上的图案绚丽多彩，方寸之间，各式各样的人物、动物、花草栩栩如生，颇为吸引世人的眼球。陌生，主要在于此前从未接触，更不知每一套、甚至每一张邮票除了其漂亮的外表，还凝聚着许多集邮者的心血，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家住在长沙城北的西园。家里条件比较差，每月仅靠父母亲微薄的工资收入养活六口之家。但我居住的地方，却是长沙历史上有名的“官街”。当年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所在地，都离这里不远。连我的居住地，也是被“改造”后的将军府第。那是一栋两层高的清末小楼。小楼白墙黛瓦，格局方正，分左右两厢。每厢楼上楼下各两间，共有八间居室。内墙大都由木柱和木板隔开，微微泛黄。两扇大门很大，高约三米，宽约两米，包着薄薄的铁皮，上面布满密密的铁钉，锈迹斑斑。门环是铜的。是那种石库门。进门有四米见方的堂屋。后有天井、晒楼、杂屋和厕所。小时候，晒楼是我们夏天纳凉的最好去处。那时，门前是一条两辆黄包车宽的麻石街。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走在这样的街上，我感觉有些寒碜，但依然不觉得掉价，更没有被人瞧不起、受歧视的感觉。许是即使遭人白眼、被人嫌弃，也没往心里去吧。

　　原先，我并不知道，我们街上的复杂与富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看见左邻右舍，特别是居住高宅大院的人们，一夜之间变得讳莫如深，栖栖惶惶。熟人之间都板着一副脸，仿佛别人欠他八百吊钱似的。彼此都变得不曾相识。不久，就只见一大群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一个个趾高气扬，今天在抄东家，明天又换一帮人又以同样的姿态和方式在抄西家。大凡高宅大院，总有一家被洗劫一空。我家居住的院子，有住户五家，其中就有三家被抄。一家被抄走仅书籍估计就有两卡车；一家还被掘地三尺。还有一家，因为本身已经落败，几乎没拿走什么东西。一时间，街上流言蜚语满天飞，到处有人交头接耳：今天某某司令家抄出了几大箱银元，明天某某宪兵大队长家抄出了手枪、子弹，后天某某省长秘书家抄出了一串金戒指和几块金砖……

　　我隔壁院子里的邻舍也未能幸免。在那些原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家相继被抄不久，他家也被人以“漏网地主”之名给抄了。他家拥有自己的如同北京的小四合院一样的院子，独门独户。庭院不大，地上先前铺着草，后来抹上了水泥。在进门的右手边，还栽了几株葡萄。葡萄架搭建得很高，像凉棚。架上除开冬季显得有些萧条外，总是爬满棕黑的葡萄藤，枝叶繁茂。每到摘葡萄的季节，看着那一串串碧绿的葡萄，圆圆的，总让我们这些细伢子垂涎三尺，喉咙里都能伸出手来。我们想去摘是摘不到的。一则他家的大门经常紧闭，我们进不去；另外，他家的儿子五六个，个个比我们年纪都大，我们不敢惹。不过，他家为人很好。采摘葡萄后，总要分送一点给我们细伢子吃。那种酸味哟，现在回想起来嘴里还会馋涎欲滴，余味幽长。

　　那是一天上午九时许。天气阴沉，冷风嗖嗖，一帮红卫兵破门而入。当时他家只有母亲和两个比我大几岁的儿子在家。红卫兵冲进去后，如临大敌，当即紧闭两扇高大的大门。接着只听见一阵翻箱倒柜的噼哩叭啦的声音。没多久，就看见有人往外面搬东西。大约拖了两三板车被他们认为的不义之财，然后扬长而去。

　　据说，他们家先前很阔。后来因为家里子女多（在我印象中有10个），吃饭的人多，而许多不法收入又没有，坐吃山空，一些家产慢慢地被十几张口吞噬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值钱的东西都抄没了，家境也日渐衰落。后来又有“政策”，凡漏网地主一律遣送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房子也一并没收充公。其处境真如俗语所言，屋漏又遭连夜雨啊！

　　他家就这样被城市扫地出门，又被迫迁回农村去了。临走前，他们一家人个个都像太阳暴晒后的树叶，低着头，脸上也一律写着“沉重”两字。到中午时分，从他们身后的汗渍分明可以看出一家人都累坏了。当时，别说顾不上吃饭，连口水也没得喝。我与他家的儿子们并没有多少交往，这主要是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不大和我们这些比他们小的人玩。况且他们家教甚严，很少在外面野。因此也没有欺负我们的记录。从内心里说，我对他们家还是很有好感的。看到他们所面临的窘境，我也想自发地帮他们一把。于是我从家里提了两热水瓶开水和一壶用老末叶浸泡的茶水给他们送去。

　　他们一见我送水去，忙推辞。连声说，我们不渴，我们不渴。不经事的我，哪里知道他们是怕连累我。一见我执意不走，是真心实意，便不再推让。

　　在当时，一些人见此情况唯恐沾边，躲都躲不及，居然还有人敢冒划不清阶级界线的风险，给他们送水。（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当时我的胆子也太大了。）而我，则没有考虑那么多，更不懂得上纲上线，仅仅出于邻舍关系，为他们送点茶水而已。

　　后来我去拿热水瓶和茶水壶时，他家的老八即比我大几岁的坚哥，变戏法似的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两本早已准备好的邮册，趁人不备，一言不发，偷偷地塞给了我。但我从他的眼中还是读出了几分不舍的神色。

我轻而易举就拥有了邮票，而且是两大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恨不得跳起来。当时尽管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却未敢张扬。连家人都不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将邮票放在床铺底下收藏起来了。

　　有了邮册，便激起了我集邮的兴趣。后来我也逐渐爱上了集邮，且集了不少精巧别致的邮票，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文革”盖票（比如“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南京长江大桥”等邮票），以及“毛主席去安源”等非盖票。

　　年纪稍大一些，并非出于所谓玩物丧志的考虑，我集邮的兴趣确比当年减退不少。而在别的方面又牵扯过多的精力，比如写作，工作忙顾不上等，集邮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就在这种兴趣转移之时，我妹妹不知从何时起突然有了集邮和收藏古旧钱币的爱好。她几次向我开口索要，我都不曾应允。后来实在缠她不过，拱手将邮票悉数相送。

　　不料，送出才几年光景，她又极不情愿地“送”人了。委实遗憾之至。

　　所“送”之人，如果是一位酷爱邮票的公子哥也罢，我想放在他手中保存也如放在我妹妹手上一般，仅仅是假手而已。因为他竟敢用如此手段冒如此大之风险去获得，可见其爱深矣。如果是一位仅拿去换钱花的纨袴子弟，那我们曾经为邮票而花费的心血，连同为邮票而冒险的经历一起，都付之东流矣！

唉，邮票的得失与遭际也如世事，真让人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