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江路,又名沿江大道,滨临湘江,南起西湖桥,北至新河与浏阳河路连接,是省会长沙南北交通主要干线之一。属原西区(岳麓区前身)地段的,南起西湖桥,北至木码头,长2900米,宽25米。
往昔,湖南交通,内河航运一向占有重要地位。省会长沙,湘江穿城而过,自古便是湖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沿江大道一带,码头林立,船运繁忙。自1904年7月,长沙继岳州辟为商埠后,各帝国主义强列依据“利益均沾”,纷纷抢滩城西地区。他们在沿江一带办洋行,建码头,设贷栈,抢运物资,倾销洋货,进而控制了整个长沙乃至湖南的经济命脉。由于帝国主义与官绅买办相勾结,盘剥压榨劳苦大众,民众苦不堪言。有志之士,奋起反抗,举行抗议示威,抵制查封洋货。从长沙开埠到抗日战争结束前,沿江大道一带,一直是人们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主战场。
抢米风潮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渔米之乡。各帝国主义列强早就瞄准了这一点。长沙开埠后,外商以长沙为据点从湖南全省夺走了大量廉价的农副产品。不少外商来长沙从事粮食贸易或贩卖至粤、鄂、川等邻省,或转运外洋,仅开埠当年的半年中,经长沙海关出口的谷米即达13.3万石。
1906年至1909年,湖南多地连续多年遭受严重水灾,导致粮食产量锐减。特别是1909年春夏之交,湖南主要产粮区常德、澧州及湘西永顺一带,暴发的是特大洪灾,“滨湖各县十堤九溃,田禾淹没,颗粒无收,澧州、安乡等地,“死亡枕藉,哀鸿遍野”。“破屋又遭连阴雨”,湘北、湘西水灾正盛,湘中湘南又闹旱灾,“收成不及往年七分”。长沙虽为全国著名的米市,但粮食供应也不免骤然紧张起来,米价不断上涨。
面对严重水灾旱灾,米价不断上涨,地主、豪绅、奸商“觑得厚利者,纷纷囤积居奇”。与此同时,外国商人抢购粮食更为猖獗、狡诈。特别是日、美、英三国商人,率先携巨资进行抢购,并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产地,“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运明可稽查者,“每月二十三万石”,派司转口,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另一方面,他们与湖南巡抚岑春蓂签订运米出境照约,并请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由于湖南全面受灾,各地灾民纷纷拥入长沙行乞,长沙米荒日益严重。对粮荒,一些开明士绅向巡抚上书禁米出境,咨议局议绅也根据米欠时期应全面禁止运粮出境的议案,给岑春蓂施压。岑遂于3月17日发布禁运谷米出境的布告。“禁运”虽对外地奸商给了一定的限制,但日、美、英三国商人凭1902年中英签订的《马凯条约》中“对洋商宣传禁米令,要有21天的通知期”的规定为由,拒不执行。并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硬,兼旬以来,出口之米,已数百万石。谷米的大量出境,使长沙及整个湖南的粮荒更为严重。
此时距新谷上市为时尚早。长沙米价,一日数涨。往年米价每石一二千文,遇到荒年也不过三四千文。禁运之后,米价每石已涨至八九千文。长沙城内,民众怨声载道。
抢米风潮爆发的导火索是黄贵荪一家自杀。1910年4月14日,卖水工人黄贵荪筹钱到城南新坛街买米,几次都因少钱而未能如愿,已连饿数日的一家四口,悲愤中跳水自杀。这一悲剧性事件,瞬间引起长沙民众的强烈愤慨。第二天,木工刘永福到碧湘街买米,店主要价每斤一百文,问其原因,店主答:“巡抚准洋人购米出口,故粮价上涨”。刘永福怒驾巡抚,被军警拘捕。愤怒的木工和周边的一些铁路工人100余人奋起反抗,巡抚岑春蓂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20余人,重伤多人。军警的暴行,更激起了民愤,当晚,人们涌上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城内外米栈抢劫一空,警亭尽行烧毁。接着,火烧毁巡抚衙门。英、美、日在长沙所设领事馆、教堂、英商太古洋行、日商三井及大清银行、长沙税关等均付之一炬。这股怒火,还迅速燃至周边各县市。
风潮发生后,清廷惊恐万分,急调鄂军入湘,官兵高举“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牌子,开始了对群众的残酷镇压。英、日、美、德等列强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帮同清政府镇压,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就这样被中外反动势力残暴地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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