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橘洲泛浮金实动
刘禹锡是人们印象中最“脑残”的诗人,竟因写诗而遭贬,且被一贬再贬。
说到他与橘子洲,便记起“橘洲泛浮金实动”,“橘树沙洲暗”,“橘洲傍可指”这些诗句来。这是他的《唐侍御寄游道林岳麓二寺诗并沈中丞姚员外所和见征继作》,《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使幕(即永穆公之孙)》《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等诗中的句子。这些长长的标题倘若是别人的,一定会有人嫌其冗长拖沓,可对他却不。
当然,要了解刘禹锡与橘子洲,还得从他的生平说起。
刘禹锡(772-842),唐代中晚期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晚年自号庐山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有“诗豪”之称。他可以说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有《刘梦得文集》,存世有《刘宾客集》。
拥有“诗豪”之称的他是有底气的。他是匈奴人的后裔,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祖先是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他的第七代祖先是刘亮,于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亲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他的父亲、祖父均为小官僚。父亲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在做诗方面,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长安,上书朝廷,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二十一岁,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年又考中了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贞元十八年(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可是,他又是傲气和傻气的。他的傲骨足以让世人仰视,他的傻气,却给自己磨去了几层皮。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顺宗信任进入中枢。他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他回京了,本应好好珍惜,他偏偏要去游玄都观,不光是游,还要写诗。不光写诗赞美花海无边,赞美桃千树,却还要让龙颜动怒。
想象一下,那时节一定是他的灵与肉一起,有如大海的波浪,起伏合拍;有如蓝天上的云彩,飞驰无度。那些花海,锦霞令他赞美无重数,却也给了他从此更加坎坷的人生之路。且看看: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陌本是田间小路,这里借用为道路之意。紫陌之紫,指草木;红尘之红,指灰土。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阗、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练。后两句由物及人,关联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十四年后,也就是文宗大和元年春天,他回京,五十五岁的他,居然又一时冲动,写下《再游玄都观》: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于是,再度被贬,一贬再贬……
晚年,刘禹锡变得性格乖戾,很少和人往来,以专门从事创作来消闲度日,自得其乐。他常和白居易往来,酬和颇多。刘“善诗精绝”,白居易赞扬他的诗说:“刘君诗在处,有神物护持。”推刘禹锡为“诗豪”,意即诗人中的豪杰、出众者的意思,后人也就据此而称之。
或许刘禹锡不爱诗,可以安安稳稳过一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被一贬再贬,肯定成就不了这样的刘禹锡。
刘禹锡在长达二十三年的贬官生涯中,仅在湖南的朗州(今常德)就度过了漫长的十年时光。
刘禹锡虽被贬在朗州,却并没有自甘沉沦,让诗歌得以如春笋,如竹枝疯长,与万物同生。他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自古逢秋悲寂廖,我言秋日胜春朝。”他还积极向民歌学习,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怀着尊重历史、欣赏民俗的态度,认真汲取民歌的营养,收集整理“民谣俚音”,创作了《竹枝词》《踏歌词》《浪淘沙词》《竞渡曲》《采菱行》等一批反映地方风情且流传不朽的诗歌。刘禹锡尤其对朗州本土民歌“竹枝词”钟爱有加,下了很大功夫对其提炼和再创作,使其保留民间传唱的曲调,吸取七绝的谐婉,采用谐音双关、重叠回环的手法,使其“开朗流畅、含思婉转”,为唐代诗歌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其中在《潇湘神•斑竹枝》中,刘禹锡叙写了舜帝与娥皇、女英二妃的故事,触景生情,怀古抒怀。全词哀婉幽怨,思绪缠绵,体现了梦得词的风格特色。其诗如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期间还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刘禹锡那流芳千古的《陋室铭》,是在被贬至安徽省和州时写的。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策知县是个见利而为的小人,目光势利,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自无好处,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很高兴,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他这个举动气坏了策知县,又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自是别有一番风趣。
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也没有计较,依然安心住下,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居: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见他自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再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他仍然读书作文并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陋室铭》流芳千古,让人们在世俗的喧嚣中感受到心灵的那份宁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刘禹锡和白居易同年生,在贬居的日子里二人因为机缘而成了好友。后来刘禹锡被罢去和州刺史,北归京师,途经扬州,遇到白居易。白居易为他的长期遭受贬谪抱不平,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其中有“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之句,一方面在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的同时也为其不幸的命运而感叹,因刘禹锡的两度被贬一共是23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针对白居易赠诗中“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两句,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答,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他的领悟也深深影响了白居易晚年的生活。
不过,他的那份傻气----一个纯粹诗人的傻气,让他拥有淌泪的友情----两个男人间肝胆相照,一个甘愿让自己去替代对方受苦,一个以生命为对方延续生命。
这里说的是关于“刘柳”的。
古人写诗通常都是借物寄托自己的,而他却打破这个“通常”。不过,这些都统统不再说了吧。噢不,其实我们仍就在谈论他们那始终让我们痴迷的诗,他们的友情和他们的诗一样,像那竹枝,节节高,节节有情!
写《再游玄都观》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的确让龙颜大怒,谁让他“诗语讥忿”了?于是被贬播州。当时,播州山高路远,在今天的黔北遵义一带,人在那里生存艰难,当时刘母年事已高,如果跟去一定无法承受苦难,如果不跟去那么她将再也没有和儿子相见的可能。
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柳州而他则被贬播州时,不禁大哭。
“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他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同时,官员裴度也向皇帝求情:“播州极远,猿猱穴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于是,他被改去了相对安稳一点的连州。
第一次被贬时,他们俩常常书信往来,互相鼓励,第二次依然。柳宗元题赠刘禹锡的诗文达10篇之多,是柳文中题赠最多的。其最具凄凉之意的要算他俩于衡阳分路时的情景。两人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不别,只好题诗相赠,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于离别的船上感慨万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同是天涯沦落人”,此时的刘禹锡,内心也是同样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却是对柳宗元进行劝解与宽慰:“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这何尝不是血的文字?
衡阳一别,刘禹锡越过五岭,南下连州,而柳宗元沿湘江而上,然后再由湘入漓,最后到达柳州,从此,天各一方,只能凭窗瞭望,以书信往来聊寄相思。
后来柳完元去世,刘禹锡毅然帮其整理书稿,帮他走完在文学上未走完的路,《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等经典之作得以传世,让其文学生命得以延续。
刘禹锡任集贤学士、礼部郎中及苏、汝、同三州刺史。他关心百姓疾苦,以大济天下苍生为己任。在任苏州刺史时,当时苏州发生水灾,哀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皇帝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我们无法抵达那个年代。我们仍然可以抵达那个年代。这看起来既矛盾,又诗意。正像那一首送别的诗,有船,有柳枝,人与人相别离,情意却相追随。在被贬的漫漫途中,橘子洲正如刘禹锡人生历程的一个美好的印痕,让他不能忘记,也让今天的我们不能忘记。
本文摘自紫云英、桂颖芳联合编纂的长篇历史书籍《长沙橘子洲》
(作者紫云英系长沙市岳麓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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