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似一团火，散若满天星。用这句话形容婆婆五兄妹甚为恰当。相聚时，促膝谈心，话语绵延；离别时，依依不舍，搀扶相送；分开后，你映我衬，互相挂念。我想，是因为他们尊从于内心的平和与包容，从心底泛起的对生活的甜美回味和憧憬让整个家庭充满了感恩和幸福。

最近一次相聚，是为二舅新居道贺。大约半小时的车程，远远看见那四周耸立的小洋楼的环抱下，一间绿树掩映、青瓦白墙的小平房就是二舅老俩口颐养天年的喜乐窝了。庭前远处是悠悠河渠，近处瓜棚荫郁，菜垅葱翠，一隅的红月季簇拥怒放，让人欣然停驻。

走进堂屋，壁洁素雅，单单挂着三幅字，都是二舅的闲笔，左右两边是篆书百寿图，堂屋正面挂的是一幅隶书横卷，曲牌名《越调• 天净沙》：黄鸡白豕棚瓜／青山绿水人家／淡竹秦砖汉瓦／落霞如画／赏花人／品新茶。这是他诗集《路边草》中的一首，抒写了他朴素自在和恬静清欢的生活吧。我们赞他，他却连连摆手，指着多年前一副对联自嘲：一生一心一意一枕黄粱一笑散/半百半痴半傻半路出家半瓶醋。

一家老少围桌而坐，说说笑笑，长辈们谈时事、谈健康、谈儿孙、谈过往，晚辈们多是兴致盎然地听着，其乐融融。几杯佳酿微醺，长辈们就开始聊起他们父母辈的传奇故事，从山西太原银楼大户人家说起，谈到卢沟桥事变后，他们的母亲如何与父亲结识，父亲如何在战火纷飞的日子征战，父母如何对儿女们相濡以沫、谆谆教诲，如何度过艰难而知足的岁月，那些跌宕起伏的往事被津津乐道了很多遍也不厌倦。谈兴最高的时候，总是会提及海峡那边的她，就会叨念什么时候能到台湾去祭拜，因为她的后人早年去了美国，祭拜怕是找不到地方了，这是他们经常遥望和惦念的。我知道这对于几位古稀老人是一种奢求，也是一桩未了的心愿。

她，便是婆婆的姑姑武佩琴，一生坎坷沧桑难以尽述。年轻时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结缘，特别受到邓大姐的照顾，经介绍担任赈济委员兼西北特派员，积极投身战时儿童的赈济工作，后以军职身份主持大陆西北灾区妇孺教养院，1948年迁居台湾。不管是在美国创建“中国第一大饭店”，还是在台湾创建“圆明园餐厅”，直至后来把资产毫无保留地捐献国家，都彰显了她浓浓的爱国情结。她一生热爱儿童、关心儿童，自1991年向“春蕾计划”捐赠两万美元开始，就把支持“春蕾计划”作为自己不渝的目标，她在美国和台湾进行广泛宣传，每年不忘为“春蕾计划”捐款，直至逝世。2011年当选中国儿童慈善30年感动人物。

对她的每一次追忆，都是对家人的一次洗礼，给家人强烈的感染与启迪。她的家国情怀、浩然正气、无我境界和节俭美德都是留给家中后人的精神尺度。曾经因为她的缘故，在那个非常年代，婆婆几兄妹求学求职时被烙上“海外关系”的印记而处处受挫，可他们坚挺自尊，始终牢记武佩琴赠予他们的四个字“自强不息”，昂首走过黯淡的时光，并长久坚守、引以为傲。在后来各自的平凡岗位上，他们笑对困境，工作出色，精神富足，生活纯粹。

家风，是家庭内在的精神动力，是家庭成员的品德集合，构成了家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头。有什么样的家风，往往就有什么样的做人做事态度、为人处世伦理。家风的传承是沁润无声、执念无形的。好的家风，无关贫富，无关贵贱，它教人向善进取、积极前行，它的核心价值让家中一代又一代人大受裨益。

全家福

我家格言：自强不息

（作者系岳麓区直机关工委书记）

附：

怀念邓颖超大姐

[武佩琴]

今年的7月11日是邓颖超大姐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今年又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像我这样在抗战时期就认识邓大姐和周恩来先生，后来又到台湾的人，恐怕在世的已不多了。像邓大姐这样可敬可爱的人，是会永远活在我心中的。我能讲讲她与我之间的小事，既是一种光荣，也是对大姐的缅怀。

我今年80多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当初家里经营矿业银楼之类的生意，也算得上当地的首富之一。“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太原读书，家也没回便和老师及同学们一起逃难，成了流亡学生。几经生死险境，身无分文地到了当时的后方西安，结果就留在西安进了国民政府的“战干”第四团，统编后是黄埔军校第16期的学生。毕业后，因为是女生便去负责当时的难民儿童院，正式名称是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并成了难民小学的校长。我是个不怕苦爱找事做的人，每天不是帮孩子们洗澡剪头发做衣服，就是东奔西跑为孩子们筹募衣、食、住的物资及场所，也被大家推派为妇女代表，每过一阵子就有机会到重庆开会。也就是这样的机缘便结识了邓大姐。

有一年，我从西安搭“中央银行”的运钞车护送几个孩子到成都第三保育院，顺便再到重庆开会，住在曾家岩50号一位王大姐家。我们住在二楼，而邓颖超大姐和周恩来先生就住在三楼。那时我刚20岁出头，只晓得周先生和邓大姐是很重要的人物。由于是住楼上楼下，我又年轻，喜欢跑动，很快与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大姐熟悉起来。他们待我很亲切。我看他们太忙，也乐意在生活上为他们帮些小忙。有时候我顺便为他们买买东西，有时候帮忙做做针线。邓大姐是非常节俭刻苦的人，平时周先生不在的时候，她就托我带两个馒头，蘸点辣椒、芝麻酱当饭吃。如果周先生公出回来，大姐会托我代买两个鸡蛋，算是给周先生增加营养，这些都是她平时根本舍不得吃的。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我就主动帮助张罗，先上楼去数数人头，然后拿口锅飞快地跑下楼，去几条街外的一家小馆子——冠生园，买些在当时算得上美味佳肴的蛋炒饭给客人们吃。

有时候我帮邓大姐补补衣服，钉钉扣子。如果大姐自己钉扣子，有时一件衣服可能会钉上五颜六色新旧不同的扣子，而且说“扣子是用的，又不是看的”。我知道她这是为了节省。她和周先生那时候住的和用的都非常的简陋，客人一多，连椅子都不够用，我就从二楼搬几把椅子子上三楼。

周先生和邓大姐非常会体贴人，到他家的客人有时会直呼我的大名武佩琴。那时候，未出阁的女孩子是不能直呼姓名的，于是，周先生和邓大姐风趣地叫我——“跑得快”。因为我总是跑上跑下闲不住。久而久之，所有到他家的客人都这样亲切地叫我。

当我快离开重庆回西安的前几天，大姐拿了封信叫我送到当时的赈济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冯玉祥的秘书余心清先生那里。结果过了两天就来了封公函，任命我为赈济委员兼西北特派员。我深知，这一定是邓大姐、周先生担心我回西安后生活无着，无力照顾儿童，托有关方面给我做了这样的安排。我这一生，从没请人介绍过工作，而邓大姐夫妇却是唯一给我介绍工作的人。我有了这个职衔，无论到当时任何的政府机关，都会给我粮饷，即每月三袋面。我真是喜出望外，要知道这三袋面在当时是多么珍贵，它能救助多少食不果腹的儿童啊。回到西安后，我先后到好几个部门“上班”，每个月领到一份工资——三袋面，我全部送到保育院，作为孩子们的口粮。为感念邓大姐、周先生待人仁厚、对战时儿童呵护备至，我也更加积极地为维护保育院的生计东奔西忙，连保育院附近的商家、部队对我也几乎无人不晓，一见我就开玩笑地说：“‘叫化子头’又来讨饭了”。不过还是有求必应。如今，当年保育院的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大都业有所成，成为国家栋梁。

1991年夏天，我随台湾一个妇女团体回大陆访问。我是1948年离开大陆的，一别就是40多年。故地重游，感觉一切都是那样亲切。往事如烟，不觉忆起与邓大姐在重庆朝夕相处的难忘岁月，激起我拜访邓大姐的愿望。我向接待我们的姊妹表达了这个意思，没想到，很快就得到答复，大姐还特意派车把我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她的寓所。

见到大姐，她除老了许多以外，什么都没变，待人还是那样和蔼亲切，衣着朴素到极点。她一见我便问：你结婚没有，有几个小孩。在她的印象里，我还是那个四五十年前，20岁出头的大姑娘。大姐向与我同去看她的另一位台湾女士谈的都是统一的大事，而跟我谈的都是陈年旧事，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和亲人。临别时，她拉着我的手说：为了纪念周总理，让我再叫你三声“跑得快”。我说，你爱叫多少遍就叫多少声。我连连答应着，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当时，我看大姐家中陈设十分俭朴，决心下次再看她时，一定要买张电热毯送她。不料，第二年夏天便听到她不幸逝世的消息。难忘的回忆，化作了无尽的哀思。亲爱的邓大姐，我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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